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理论(哈贝马斯)
1.经济危机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运作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市场;二是国家权力。危机体现在两个方面:
  ①尽管政府介入了市场,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它并不能消除积累过程的周期性紊乱,即萧条倾向。甚至也不能有效地控制住替代性危机,如经常性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
  ②盲目地追求经济增长,推崇技术的进步,导致人类的生态危机。
2.政治危机
  一般来说,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并不会直接导致政治危机。哈贝马斯认为,这是因为出现了一种“思想解雇”现象。
  ★思想解雇——表现为两种趋势:⑴职业伦理得到惊人的加强。即人们可以接受不符合他们自由意志或是尚未有充分准备的工作,在他们经济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现在的人们多学会的忍受;⑵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新生。这使得新的保守主义兴起,无疑维护了现有的制度。
  但是政治危机的根源还是在于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产生于国家职能的扩大。哈贝马斯把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划分为两种:
  ⑴合理性危机——行政系统无法成功地协调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这是因为行政系统接入经济运作过程是为了避免经济危机,但是行政系统又是在形式民主的社会环境下行使的。这种利益矛盾具体表现在对税收的征收和使用上。在现代福利国家中,这种合理性的维持越来越困难。
  ★⑵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认为,福利国家政策能有效地克服自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经济失调的不良后果,缓和阶级矛盾和平息劳工运动,但是国家对市场社会的干预则导致了新的合法化危机,因为它从根本上侵犯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即对个人自由权力至上的信仰。换言之,西方发达国家的合法化危机直接来源于政府过度干预社会的福利国家政策所引发的危机。(经济与文化的反作用)在经济上,行政计划不仅不能有效地调控社会的公平与效率,而且以行政理性干预市场直接扭曲了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在文化上,行政力量介入意识形态过程则严重破坏了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使民众在价值认同上出现断裂,而这一切都因此而反作用于政治系统,导致了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论证合法化危机遵循着这样的思路:政治系统介入文化系统,导致文化系统僵化,无法产生出更多的“意义”,文化系统中“意义”稀缺也就无法给国家政权以有力的支持。
  ★技术统治论——哈贝马斯用这种理论来解释,政治接管文化系统之后,如何掩盖阶级斗争的真面目,论证制度合法性的问题。他认为,现代社会,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所掌握的科学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统治的这种新合法性形式,显然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态。技术统治的意识同旧有的意识形态相比,旧有的意识形态直接宣传某种制度的好处,譬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明显是为某个制度辩护的;而技术统治的意识并不是直接去论证现有制度的合法性,而是通过技术的进步来间接的表明现有制度是最好的。它往往打着科学技术进步的名义,人们很难对此提出反抗,这是技术统治的另一个特点。
3.社会文化危机
  社会文化危机是一种动机危机,指“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与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市场两种控制社会的重要媒介极端膨胀,却导致了文化系统失去活力,无法形成第三种力量对权力及市场形成制约,也无法为两者提供辩护。
4.评述(总结)
  哈贝马斯把社会文化危机看作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根本。在他看来,社会危机起因于国家对经济运作过程的介入,从而导致了社会的一系列危机。但是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和经济,或曰权力和金钱势力的过分膨胀,从而使公民之间的团结或理解的力量萎缩。社会的危机产生于上层,但解决的出路却应该在下层。哈贝马斯设想一股兴起于民间的团结或理解的力量,对权力和金钱等优势势力进行制衡。
5.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比较
  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重重观点的正确性。但尽管哈贝马斯把政治介入经济运作过程看作是危机发生的首要原因,却把社会文化危机看作危机的根本。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夸大了文化、思想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尽管哈贝马斯和马克思都认为资本主义存在危机,但对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却有着不同的认识。由此也就导致了两者政治思想的差别: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原因归于经济,其结果必然是从制度上下功夫,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要改变经济制度必须要改变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把国家机器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而哈贝马斯把资本主义危机归于社会文化危机,其结果必然是从文化上入手,而忽略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造,从而使他的“危机理论”是改良主义主张的伴生物,因而,其性质是预防性的、治疗性的。
转自:RUC政治学理论公众号